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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你认识丹玛生？”屠涅斯基问。

    “直接问重点吧，不用兜圈子。部长大人，我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间谍，对北方大国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也没有任何觊觎之处，更不想从这里带走什么宝藏或者军事机密。我的国籍始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与美国五角大楼、中央情报局、联邦调查局、51地区没有任何关联和接触。我的行为，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行为，跟任何国家政权、民间机构无关。这些，凭贵国间谍的实力，只要二十分钟就能查清，请马上安排他们去查吧。”我坦坦荡荡地说。

    我给出了“二十分钟”的时间期限，但很可能，在我进入这里之前，北方大国的间谍已经将我的历史查得清清楚楚，不用二次复查。

    屠涅斯基没有坐下，双手按着桌子，远远地盯住我。

    北方大国具有相当丰富的“间谍战”经验，二战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该国与美国之间的“间谍战”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所以，我是不是间谍，他们绝对能调查清楚。

    “你为尼泊尔做事？还是为印度北方邦？或者是游荡于帕米尔高原上的恐怖组织？”屠涅斯基追问。

    我摇摇头，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尼泊尔、北方邦或者是恐怖组织都距离我的生活非常遥远，而我也没有那种独特才能，可以获得那些方面的垂青。屠涅斯基这样说，只不过是在试探，而且是毫无意义的试探。

    “没有人能逃得过我的追杀——”屠涅斯基自言自语地说。

    这是一种极其严重、极其侮辱性的警告，他不是自言自语，而是说给我听。

    “摩萨德的人呢？他们岂不也常常向全世界发出同样的警告？”我笑了。

    二战后，摩萨德“追至全世界的天涯海角”的言论曾经让人津津乐道。可是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该言论已经成了过去式，再提出来，就成了笑话。

    现在的国际形势、各国安保措施都不是二战后的样子了，即使屠涅斯基有心展开全世界范围内的追杀，也不可能毫无顾忌地跨境追击，即使像新加坡、爪哇、菲律宾那样的小国家，都会设置重重障碍，令大国间谍寸步难行。

    “哼哼。”屠涅斯基冷哼了两声，无法回答我的问题。

    “带我去见丹玛生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还不是时候，调查清楚之后再说。”屠涅斯基又开始兜圈子。

    “你只有四个小时——不，不到四个小时，既然丹玛生上师说要举行暴雪虹化法会，耽误了时机，你就是北方大国的罪人。部长大人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在玄学领域里，你这样的安全部长连一只蚂蚁都算不上。”我也沉下脸来。

    屠涅斯基给了我太多阻挠，很可能会延误战机，所以我的言辞也不再客气。

    屠涅斯基笑起来：“对，我承认。”

    全世界各地的政客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脸皮厚。他这样坦然承认，我倒是没了进一步讽刺他的动力。

    “龙先生，我相信那些请来的人，因为他们来自藏地，心性纯良，不谙世事，没有任何政治企图，只是来做法会救人。相反，龙先生的经历十分古怪，放着港岛那边的大好前程不要，却一直北上，到你们中国大陆的西北去，过着默默无闻的画画日子。这种转变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我猜，你是不是受了某个组织的差遣，故意潜伏于彼处，心怀更大的图谋？”屠涅斯基继续说。

    敦煌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焦点，也是世界各国的各种势力关注的地方。

    我理解屠涅斯基的疑惑，只是已经解释了太多次，再也举不出更多令人信服的理由了。

    “尽管去调查我的动机，但我现在要见藏地来的高僧。部长大人，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到这里来，完全是机缘巧合，跟贵国的政治形势无关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接下来，屠涅斯基至少用了半小时接听电话，至少有十几条短消息传进来，振铃声、短讯提醒声响个不停。

    最终，他收到的消息起到了作用，终于让他放下心来。

    “抱歉啊龙先生，一场误会。”他笑着说。

    “带我……去见藏地来客吧。”我对他的道歉一个字都不想多说。

    “好，好。”屠涅斯基亲自开门，然后伸手相邀，“请，请。”

    我们在迷宫一般的走廊里拐弯十几次，到了一个大铁门前面。

    铁门虚掩着，一缕缕青烟从门缝里涌出来，把门前的走廊里也弄得烟雾缭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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